以色列最大的弱点与最深厚的力量：追求将每名人质带回家

以色列今日正屏息以待。一件许多人曾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– 如今最后一批人质即将回家。

但并非所有人质都活着。 

在此次将被送回的 48 名人质中，20 人存活，28 具遗体。对他们的家人而言，这既是一场归家，也是一场心碎。 

28 个家庭或许正准备终于接回至亲，又或许，要再次面对失望。以色列曾向哈马斯坚决表明立场：每一具遗体都必须归还。协议要求全部 48 名人质无论生死，都需在 72  小时内送回。哈马斯几乎立刻陷入慌乱 ，他们并非知晓所有遗体的下落，也无法在 72 小时内找回这些遗体。 

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哈马斯会尽可能释放最多的人质及遗体；当他们无计可施时，一支国际特遣队将接手搜寻失踪遗体，过程中会使用以色列提供的设备与情报。以色列掌握部分遇害者遗体的相关信息，但并非全部。在以色列，人们用一个令人畏惧的词，形容遗体从未被找到的士兵或平民 – “maklan”，这是 “makom kevura lo noda” 的缩写，意为 “安葬地点不明”。 

以色列社会有这样一种信念：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不会抛下任何人；找回遗体同样至关重要。外界往往难以理解这种 “必须将遗体带回家” 的执着。 

我过去也曾对此存疑。为何要坚持找回遗体，即便付出高昂代价？这难道不会反而促使敌人选择杀害而非俘虏吗？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逐渐明白：看似软弱的举动，实则是力量的体现。以色列永不放弃他们，正是这份信念，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提供继续前行的动力。而以色列坚持要求归还所有遗体，并查清每名人质下落的态度，迫使哈马斯必须记录人质信息，哪怕是一个人，他们也无法丢弃或遗忘。

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，以色列没有大型的 “无名战士墓” 纪念碑。因为在我们的信念里，要确认每一个人的身份，为每一座坟墓标注姓名、记录生平。 

当这场战争的第 2000 名遇难者离世时，以色列《Ynet》新闻网公布完整数据，并搭建一个网站，人们可以在上面看到每一位逝者的姓名与故事。10 月 7 日事件后，以色列人制作交互式地图，详细记录当天发生的所有事件、遇难者身份及地点。在 10 月 7 日之后的日子里，人们夜以继日地辨认每一具遗体、每一块残骸、每一颗牙齿，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细节。

这是源于犹太人天生对地图与图表的偏爱吗？是犹太教规定必须为逝者修建坟墓、重视遗体保存与安葬妥当吗？是因为大屠杀期间，犹太人的生命在欧洲被视如草芥，多数遗体被火化，如今想 “讨回公道” 吗？是为了记录事实、证明事件真实发生，毕竟总有人会叫嚣 “这是伪造的”？还是说，以上皆是原因？ 

我不确定答案。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的敌人似乎并不具备这种 “对逝者负责” 的信念。以色列接回比巴斯家族的遗体时，法医调查发现其中一具女性遗体属于一名身份不明的加沙女性。最终，希里·比巴斯的真实遗体被找回，但这件事让我不禁思考：那位加沙女性是谁？她的家人在哪里？有人在乎她吗？还是说，她只是一堆遗体中的一个？哈马斯卫生部公布的数据里，战斗年龄的成年男性被归类为 “婴儿”；我们也看到过相关报道， 哈马斯将所谓 “通敌者”“清洗” 后，他们的遗体被弃置街头。这些都让我意识到，哈马斯根本不在乎生命。双方不断有人死亡或失踪，但他们毫不在意。而这种态度并非恐怖组织独有 ，在我看来，俄罗斯与乌克兰似乎也同样漠视。 

以色列国防军设有一支专门寻找失踪士兵的部队，名为 “埃坦部队”。该部队成立于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后，致力于将以军失踪士兵的数量降至最低。他们会根据 “能否确定人员已死亡”，区分 “失踪” 与 “maklan”（安葬地点不明）。根据维基百科上关于该部队的词条（仅希伯来语版本有），目前有 3 名以军士兵失踪（罗恩·阿拉德〔Ron Arad〕、盖伊·赫弗〔Guy Hever〕、耶胡达·卡茨〔Yehuda Katz〕），179 名以军士兵 “安葬地点不明”（maklanim）。以色列共有 25 座 “无名战士墓”，它们并非纪念碑，而是待解的谜题。 

整场战争期间，以色列军方与摩萨德多次开展高风险行动，旨在加沙找到并带回人质遗体。我不知道以色列国防军是否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会这样做的军队。 为了带回遗体、让家属得到慰藉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。而且，这样的行动不仅限于加沙，也不仅针对近期的遇难者。埃坦部队于2025 年 5 月找到并带回兹维·费尔德曼（Zvi Feldman）的遗体。他在于1982 年黎巴嫩苏丹雅各布战役中阵亡。 

那次行动后，以色列《第 12 频道》新闻采访历史学家古尔·阿尔罗伊（Gur Alroey）。他与埃坦部队合作，研究 1948 年独立战争相关的失踪人员问题。他查阅 1948 年的历史档案、采访相关人士，试图解开这些谜题。1948 年战争的情况尤为复杂。当时埃坦部队尚未成立，相关记录也较为混乱。战后，约有 150 名士兵 “安葬地点不明”，他们的家属始终未能得到慰藉。更棘手的是，许多遗体被敌人损毁、破坏，就像 10 月 7 日事件中那样，而 1948 年的技术也无法用于遗体辨认。埃坦部队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到 1948 年的案例。 

阿尔罗伊在采访中讲述他如何破解多个案例，但这些案件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。其中一个案例里，他发现一处安葬 7 人的墓地实际有 8 个墓穴，通过比对当时的档案，最终确定这个墓穴属于莫迪凯·弗兰科（Mordechai Franko）。 

弗兰科的父母早已离世，生前从未有机会祭拜儿子的坟墓，但他的三个兄弟姐妹喜极而泣，如今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弗兰科的墓前探望。这一切花了 64 年。此前，他们只能把弗兰科的照片挂在墙上；如今，他们终于有一座真正的坟墓，也知道了弗兰科的牺牲经过。他不再只是 “参军后失踪的兄弟”。另一个案例则体现出 1948 年记录工作的混乱程度， 阿尔罗伊寻找的大卫·古特曼（David Gutman）其实还活着，他不仅服过后备役，还曾公开演讲，讲述自己参与过的战争。最后，阿尔罗伊坐在古特曼的客厅里，和他一起喝咖啡。 

我不清楚这种 “辨认并带回每一具遗体” 的执念源于何处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并非来自政府，而是来自民间，是士兵与人质家属在坚持要求。人们常讨论：以色列人这样 “大张旗鼓地为人质发声”，到底是否明智？这难道不会让哈马斯索要更高的赎金吗？有人认为，或许 “沉默的幕后外交” 是更好的选择。对于罗恩·阿拉德（Ron Arad）于1988 年失踪，以色列采取的正是这种方式 ，结果却是再也没有找到他。罗恩·阿拉德的事件成为以色列人的心理创伤，从那以后，“不惜一切代价带回 人质，无论生死” 就成了以色列的首要任务。即便政府没有将其列为首要任务，民众也会迫使政府这样做。诚然，这种执念是巨大的弱点，或许是以色列社会最大的弱点。事实上，它可能与敌人口中的 “巴勒斯坦韧性” 完全相反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是我们最深厚的力量。 

如今，最后一批人质即将归国，无论生死。以色列再次证明，绝不会抛下任何人。是的，这是一种弱点。它让谈判更艰难，也让敌人更肆无忌惮。但它也是我们最深刻的力量。它传递出的信念是：每条生命都有价值，每个名字都应被铭记，每个故事都该有结局。在这个生命常被轻易剥夺的世界里，以色列坚持认为，即便是逝者，也不应被随意丢弃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即便身处哀悼之中，以色列也从未停止寻找。